2017-05-28 20:10:08 来源: 中国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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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,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。
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。
  犯罪现场,满地血迹的院子。
  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。

  深藏着一个秘密,29岁的宋成,近14年都活在“黑暗”里。

  他不敢交朋友,怕人了解自己。他害怕白天的人群,“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”。他不敢睡觉,怕做噩梦,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。他频繁换工作,结婚又离婚。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,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。

  因为15岁时,他杀了人。

  “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。”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,他对警察说。

  不久前,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,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。随后,在看守所里,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。

  宋成并不知道,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。在初中老师眼里,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。在父母记忆中,他没顶过半句嘴。在更多同乡看来,名校“泰兴中学”与“杀人凶手”联系在一起,就足以令人震惊。

  4月的南方,阴雨连绵,有些湿冷,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。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,他皮肤白皙,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,黑得发亮。

  谈话时,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,并不躲闪,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。

  他的手指细长,像一双弹钢琴的手。因为戴着手铐,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,时不时张开,再用力握紧。

 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,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:“让她闭嘴,我怕我爸知道”。

 

  快14年了,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。

 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,天刚黑,她推开邻居家的门,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。走进院子时,她觉得有东西黏脚。在微弱的光线下,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。

  客厅敞着门,亮着灯,朱梅英立即看到,邻居家的“奶奶”躺在地板上。走近一点,她吓得怔住了,随即开始大喊。

  受害人浑身是血,已经看不清面孔,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。院子里黏脚的液体,正是血液。

  警笛声很快响起。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,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,“足足有三四百”。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,弯腰穿过警戒线。

  进入客厅后,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

 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,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,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,属于“气血性休克”。

  当时正值“非典”时期,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。偶尔有人走过,也行色匆匆。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。

 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,隔着窄窄的巷子,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。一条小河从中流过,涨潮时,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。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,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,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。

 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,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,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。在人们的想象中,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,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。

  赵宏林记得,为了这起案子,全市600名左右警察,出动了将近400人。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,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。

  “那时我们都觉得‘中职’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,坏孩子多一点。”赵宏林回忆说,“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,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。”

 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,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。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,那段时间,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,灯光整夜地亮着,烟灰缸里塞满烟头,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,推演案情。

 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,另一边,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,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。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,因为有外遇,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怀疑的罪名是:雇凶杀人。

 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。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,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,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。

 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。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他上课盯着黑板看,下课拿出小说读,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。

 

  在凶案现场,血迹像胡乱的涂鸦,遍布客厅和院子。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,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。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,这些痕迹仅能确定,凶手应该是一名15~30岁的男性,同时,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。

 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,扫描过许多毛发、指纹和车辙子印,这次却有些“看不透了”。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,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。

 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

 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,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,泰兴中学并不在列。

  案发那天晚上,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。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,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“沙沙的写字声”。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,就提前溜出教室。

 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“聪明的男孩”。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,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。

 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,“口才好,组织能力很强”,经常主持班会,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。

  在张宝华看来,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。他写好作文,父亲会改一遍,再让他誊抄一遍,交到班上就是“第一”,被老师当范文念。他痴迷看小说,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。回到家,他要先找到父亲,恭敬地喊一声爸爸。犯了错,他会跪在父亲面前。

 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。直到宋成上中学,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、陪写作业,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。

  “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,好好听讲,成绩要好。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。”宋成回忆道。

 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,直到高中毕业,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,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。读初中后,“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,或者出去玩。”

  “看闲书”也是被禁止的。冬天的时候,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,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,一字一字地读。

 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,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。这所高中“二本上线率”常年保持在90%以上,当地人戏称它为“泰兴最高学府”。人们相信,上了“泰中”,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。

  14年后,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:“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,最低也是研究生,都在什么研究院、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。”

 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, “只有‘好孩子’才能考进泰中,那里不可能有‘坏孩子’。”

  “好孩子”宋成溜出教室,逃出校门,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。那里有不少网吧,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,“进入另一个世界,忘掉其他的事情”。

 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,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,这可能是起“仇杀”案件,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。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,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,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

 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“富人阶层”,“财杀”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。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: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,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

 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,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,正是为财而来。

  溜出学校后,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,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。当时是晚上7点多,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,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。

  南方夏日的夜晚,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。但后来想到当晚,宋成却记得:“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,我感觉是冬天。”

 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。快要到家时,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,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。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,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。他朝着那盏灯走去,“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”。

  后来,他记不清楚,是小说里的“侠盗”刺激了他,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,在那间院子前,他第一次有了“做一笔”的想法,想搞点儿钱。

 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,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,向内观察。忽然,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。他转过身,几乎与女人面对面,“不到一米”。

  出于本能,他想逃走。“她还是不停地喊‘小兔崽子,你是谁,你在干什么?’”宋成回忆说,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,所有的想法不过是“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”。

  多年以来,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:“我做所有错事,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,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?”

  多年以后,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,说起那种恐惧感,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,失声痛哭。

 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“父亲沉重的爱”和“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”。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,“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”。

 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,父亲如果觉得不好,会再给他洗一遍。中学时,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。大学时,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,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。

  “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,为人也很正派,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。”他停顿了几秒,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,“对,最注重面子。”

  在宋成的记忆中,他想和父亲亲近,“但不知怎么亲近”。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“交流”。每次做错事,他不是挨打,就是要听父亲讲“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”。

  甚至,大学选什么专业、毕业做什么工作、和谁结婚、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,都来自“父亲的安排或要求。”

  “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,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。”宋成的肩膀,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,止不住地抖动着,“我必须接受这些,否则他就会很伤心。”

  后来,面对父亲,他学会了“演戏”。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,笑一笑也不过是“扯动一下嘴角而已”。

  4 

 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,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。

  案发前的午后,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,后来王伯官以“孙女没人照看”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。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。

  案发前40分钟,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,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。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,而是听了儿子的话,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,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。

  事实上,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,根据他后来的回忆,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,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,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,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,就此跑掉,跑进另一种人生。但他太害怕了,“只想让她别叫了”。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,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“救命”声。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“声音太大,声音太大”,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。

 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,他仍觉得当时脑里“一片空白”,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,只害怕有人看见,被人知道

  14年后,在接受审讯时,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。当他戴着手铐脚镣,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,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,无法抬起头来。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,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,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、叫骂,有人向他冲过来,被警察拦下。

 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,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,还时不时闭上眼,身体轻微颤抖。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,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。

 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,只有冷冰冰的现实。

 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,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,“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“雇凶杀人”的传言,“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。”

  事发后,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。7年间,院子里、房顶上长满了杂草。因为妻子遇害时,王伯官待在厂子里,他便发誓,案子一天不结,就一天不回厂房。没过几年,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。

 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。他的鬓角冒出白发,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。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,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、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。

  这14年间,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“过上两遍”。与此同时,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。

  3年前,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,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,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,散发着“发霉和腐臭”的味道。

  尽管如此,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。以后的每天早上,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。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,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,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。

 

 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,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,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,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。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,清洗了沾满血的手。旁边的厨房里,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。

  走出洗手间时,他听到有人发出“嘎嘎”的声音,便跑上二楼,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。他循着声音,来到后院,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,头也不回。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“傻子”,没有“威胁”,就走出客厅,翻墙离开。事实上,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,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。

  离开后,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,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,将那把原来用于“耍酷”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。

 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。当时,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,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。

 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。宋成回忆,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,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,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。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,一切都一如往常。

  只是那场“噩梦”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当晚回到家后,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,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“救命”声。

  此后多年,每一次回家,他都要绕到大路,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。但在他的脑海里,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,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,反而“更清晰”。

 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,

 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,在三年高中生活中,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,他也会跟同学说笑,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。只是没有人知道,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。

  高二时,他曾经爬上窗台,不料母亲忽然出现。高三时,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,他闭着眼睛骑车,渴望车祸降临。落网前的一段时间,他还想过去西藏,就死在那里,因为“雪山纯净,而我太脏了”。

 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,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,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。他从不睡床,觉得床下有人,从大学起,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。

  每天晚上,他几乎都睁着眼,一直到天亮。但比起黑夜,他更怕白天。“白天让我无处可藏。”他说,他怕人来人往,怕与人交流,怕秘密被人看穿,“要不停伪装,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。”

  “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,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,而且都没用。”宋成说,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。大学毕业后,他去往上海,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,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,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,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,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。

  “我看过一个故事,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,你希望他多吃一点,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,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。”宋成平静地,一字一句地说着。

  在别人眼里,他过着“有车有房有妻有子”的体面生活,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,他豪赌、盗窃,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
  宋成关注过“辛普森案”,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,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。赌完之后,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,“但必须输……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,我宁可自己不要了”。

 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,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,“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。”

  为了还债,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。去年1月,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,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,他心里清楚,“那天终于要来了。”

 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,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。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,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。但宋成冷静地说道:“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。”坚持离婚。

 

  今年1月,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,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。

 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。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“碰信息”时,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,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,提示这串密码,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。

 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,王伯官“大哭了一个下午”。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,14年来的屈辱、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,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
  当年案发后,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,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,重新打了条手链。如今找到凶手后,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,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

 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。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,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。

  直到第二天下午,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。伤口愈合后,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。此后,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,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。只是直到现在,他还是会在人多时,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。

  每次洗澡,每当摸到这个伤疤,他都会“浑身打个激灵”。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,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,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。

  “既然一定会看到它,就让它更多吧。”在看守所里,他掀开袖子,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。

 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“不要孩子”的协定,觉得“没资格当父亲”。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,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,“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”。

 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,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。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、纯洁,“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,没有罪恶的自己。”

  14年来,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,轻声地告诉他:“小宝你要好好的,爸爸杀过人,你要做好人。”

  他曾想象过,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,就是两个字:快乐。“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。”他眼神坚定地说,确认那是与父亲“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”。

  宋成的前妻回忆,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,“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”。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,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。“我孩子出生后,我第一眼看到他时,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、盗窃、赌博的画面。他越长大我越怕,我的事要是曝出来,他的一生就毁了。”

 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,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,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那一刻,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,他忽然感觉,“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”。

 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,因为“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”。

  在他看来,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,一定会自杀。但现在,他相信父亲不用。因为“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”。

 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,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,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。

  他的第一反应,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,是不是也是“坏人”。“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,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,我只能想,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。”

  他曾经想过,“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”,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。

  “在里面的生活,会更容易一点吧,起码不用再演戏了。”审判即将来临,宋成却非常平静。

  只是有时,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,他杀了人,在洗手间清理血迹。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满脸是血,就用手去擦镜子,血越擦越多。

  那一刻,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从现在开始,你已经不是人了。”

  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宋成为化名)

责任编辑:倪子牮


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,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。
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。
  犯罪现场,满地血迹的院子。
  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。

  深藏着一个秘密,29岁的宋成,近14年都活在“黑暗”里。

  他不敢交朋友,怕人了解自己。他害怕白天的人群,“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”。他不敢睡觉,怕做噩梦,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。他频繁换工作,结婚又离婚。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,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。

  因为15岁时,他杀了人。

  “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。”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,他对警察说。

  不久前,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,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。随后,在看守所里,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。

  宋成并不知道,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。在初中老师眼里,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。在父母记忆中,他没顶过半句嘴。在更多同乡看来,名校“泰兴中学”与“杀人凶手”联系在一起,就足以令人震惊。

  4月的南方,阴雨连绵,有些湿冷,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。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,他皮肤白皙,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,黑得发亮。

  谈话时,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,并不躲闪,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。

  他的手指细长,像一双弹钢琴的手。因为戴着手铐,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,时不时张开,再用力握紧。

 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,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:“让她闭嘴,我怕我爸知道”。

 

  快14年了,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。

 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,天刚黑,她推开邻居家的门,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。走进院子时,她觉得有东西黏脚。在微弱的光线下,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。

  客厅敞着门,亮着灯,朱梅英立即看到,邻居家的“奶奶”躺在地板上。走近一点,她吓得怔住了,随即开始大喊。

  受害人浑身是血,已经看不清面孔,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。院子里黏脚的液体,正是血液。

  警笛声很快响起。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,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,“足足有三四百”。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,弯腰穿过警戒线。

  进入客厅后,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

 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,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,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,属于“气血性休克”。

  当时正值“非典”时期,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。偶尔有人走过,也行色匆匆。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。

 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,隔着窄窄的巷子,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。一条小河从中流过,涨潮时,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。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,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,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。

 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,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,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。在人们的想象中,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,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。

  赵宏林记得,为了这起案子,全市600名左右警察,出动了将近400人。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,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。

  “那时我们都觉得‘中职’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,坏孩子多一点。”赵宏林回忆说,“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,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。”

 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,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。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,那段时间,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,灯光整夜地亮着,烟灰缸里塞满烟头,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,推演案情。

 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,另一边,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,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。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,因为有外遇,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怀疑的罪名是:雇凶杀人。

 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。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,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,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。

 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。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他上课盯着黑板看,下课拿出小说读,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。

 

  在凶案现场,血迹像胡乱的涂鸦,遍布客厅和院子。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,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。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,这些痕迹仅能确定,凶手应该是一名15~30岁的男性,同时,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。

 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,扫描过许多毛发、指纹和车辙子印,这次却有些“看不透了”。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,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。

 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

 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,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,泰兴中学并不在列。

  案发那天晚上,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。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,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“沙沙的写字声”。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,就提前溜出教室。

 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“聪明的男孩”。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,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。

 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,“口才好,组织能力很强”,经常主持班会,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。

  在张宝华看来,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。他写好作文,父亲会改一遍,再让他誊抄一遍,交到班上就是“第一”,被老师当范文念。他痴迷看小说,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。回到家,他要先找到父亲,恭敬地喊一声爸爸。犯了错,他会跪在父亲面前。

 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。直到宋成上中学,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、陪写作业,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。

  “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,好好听讲,成绩要好。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。”宋成回忆道。

 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,直到高中毕业,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,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。读初中后,“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,或者出去玩。”

  “看闲书”也是被禁止的。冬天的时候,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,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,一字一字地读。

 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,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。这所高中“二本上线率”常年保持在90%以上,当地人戏称它为“泰兴最高学府”。人们相信,上了“泰中”,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。

  14年后,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:“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,最低也是研究生,都在什么研究院、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。”

 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, “只有‘好孩子’才能考进泰中,那里不可能有‘坏孩子’。”

  “好孩子”宋成溜出教室,逃出校门,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。那里有不少网吧,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,“进入另一个世界,忘掉其他的事情”。

 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,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,这可能是起“仇杀”案件,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。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,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,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

 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“富人阶层”,“财杀”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。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: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,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

 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,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,正是为财而来。

  溜出学校后,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,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。当时是晚上7点多,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,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。

  南方夏日的夜晚,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。但后来想到当晚,宋成却记得:“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,我感觉是冬天。”

 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。快要到家时,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,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。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,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。他朝着那盏灯走去,“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”。

  后来,他记不清楚,是小说里的“侠盗”刺激了他,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,在那间院子前,他第一次有了“做一笔”的想法,想搞点儿钱。

 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,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,向内观察。忽然,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。他转过身,几乎与女人面对面,“不到一米”。

  出于本能,他想逃走。“她还是不停地喊‘小兔崽子,你是谁,你在干什么?’”宋成回忆说,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,所有的想法不过是“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”。

  多年以来,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:“我做所有错事,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,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?”

  多年以后,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,说起那种恐惧感,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,失声痛哭。

 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“父亲沉重的爱”和“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”。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,“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”。

 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,父亲如果觉得不好,会再给他洗一遍。中学时,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。大学时,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,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。

  “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,为人也很正派,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。”他停顿了几秒,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,“对,最注重面子。”

  在宋成的记忆中,他想和父亲亲近,“但不知怎么亲近”。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“交流”。每次做错事,他不是挨打,就是要听父亲讲“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”。

  甚至,大学选什么专业、毕业做什么工作、和谁结婚、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,都来自“父亲的安排或要求。”

  “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,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。”宋成的肩膀,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,止不住地抖动着,“我必须接受这些,否则他就会很伤心。”

  后来,面对父亲,他学会了“演戏”。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,笑一笑也不过是“扯动一下嘴角而已”。

  4 

 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,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。

  案发前的午后,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,后来王伯官以“孙女没人照看”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。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。

  案发前40分钟,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,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。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,而是听了儿子的话,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,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。

  事实上,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,根据他后来的回忆,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,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,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,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,就此跑掉,跑进另一种人生。但他太害怕了,“只想让她别叫了”。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,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“救命”声。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“声音太大,声音太大”,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。

 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,他仍觉得当时脑里“一片空白”,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,只害怕有人看见,被人知道

  14年后,在接受审讯时,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。当他戴着手铐脚镣,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,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,无法抬起头来。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,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,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、叫骂,有人向他冲过来,被警察拦下。

 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,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,还时不时闭上眼,身体轻微颤抖。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,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。

 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,只有冷冰冰的现实。

 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,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,“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“雇凶杀人”的传言,“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。”

  事发后,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。7年间,院子里、房顶上长满了杂草。因为妻子遇害时,王伯官待在厂子里,他便发誓,案子一天不结,就一天不回厂房。没过几年,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。

 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。他的鬓角冒出白发,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。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,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、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。

  这14年间,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“过上两遍”。与此同时,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。

  3年前,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,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,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,散发着“发霉和腐臭”的味道。

  尽管如此,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。以后的每天早上,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。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,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,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。

 

 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,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,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,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。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,清洗了沾满血的手。旁边的厨房里,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。

  走出洗手间时,他听到有人发出“嘎嘎”的声音,便跑上二楼,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。他循着声音,来到后院,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,头也不回。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“傻子”,没有“威胁”,就走出客厅,翻墙离开。事实上,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,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。

  离开后,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,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,将那把原来用于“耍酷”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。

 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。当时,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,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。

 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。宋成回忆,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,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,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。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,一切都一如往常。

  只是那场“噩梦”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当晚回到家后,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,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“救命”声。

  此后多年,每一次回家,他都要绕到大路,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。但在他的脑海里,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,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,反而“更清晰”。

 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,

 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,在三年高中生活中,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,他也会跟同学说笑,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。只是没有人知道,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。

  高二时,他曾经爬上窗台,不料母亲忽然出现。高三时,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,他闭着眼睛骑车,渴望车祸降临。落网前的一段时间,他还想过去西藏,就死在那里,因为“雪山纯净,而我太脏了”。

 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,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,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。他从不睡床,觉得床下有人,从大学起,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。

  每天晚上,他几乎都睁着眼,一直到天亮。但比起黑夜,他更怕白天。“白天让我无处可藏。”他说,他怕人来人往,怕与人交流,怕秘密被人看穿,“要不停伪装,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。”

  “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,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,而且都没用。”宋成说,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。大学毕业后,他去往上海,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,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,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,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,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。

  “我看过一个故事,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,你希望他多吃一点,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,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。”宋成平静地,一字一句地说着。

  在别人眼里,他过着“有车有房有妻有子”的体面生活,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,他豪赌、盗窃,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
  宋成关注过“辛普森案”,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,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。赌完之后,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,“但必须输……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,我宁可自己不要了”。

 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,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,“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。”

  为了还债,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。去年1月,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,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,他心里清楚,“那天终于要来了。”

 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,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。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,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。但宋成冷静地说道:“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。”坚持离婚。

 

  今年1月,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,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。

 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。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“碰信息”时,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,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,提示这串密码,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。

 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,王伯官“大哭了一个下午”。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,14年来的屈辱、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,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
  当年案发后,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,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,重新打了条手链。如今找到凶手后,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,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

 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。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,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。

  直到第二天下午,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。伤口愈合后,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。此后,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,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。只是直到现在,他还是会在人多时,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。

  每次洗澡,每当摸到这个伤疤,他都会“浑身打个激灵”。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,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,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。

  “既然一定会看到它,就让它更多吧。”在看守所里,他掀开袖子,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。

 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“不要孩子”的协定,觉得“没资格当父亲”。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,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,“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”。

 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,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。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、纯洁,“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,没有罪恶的自己。”

  14年来,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,轻声地告诉他:“小宝你要好好的,爸爸杀过人,你要做好人。”

  他曾想象过,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,就是两个字:快乐。“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。”他眼神坚定地说,确认那是与父亲“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”。

  宋成的前妻回忆,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,“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”。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,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。“我孩子出生后,我第一眼看到他时,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、盗窃、赌博的画面。他越长大我越怕,我的事要是曝出来,他的一生就毁了。”

 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,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,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那一刻,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,他忽然感觉,“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”。

 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,因为“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”。

  在他看来,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,一定会自杀。但现在,他相信父亲不用。因为“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”。

 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,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,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。

  他的第一反应,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,是不是也是“坏人”。“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,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,我只能想,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。”

  他曾经想过,“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”,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。

  “在里面的生活,会更容易一点吧,起码不用再演戏了。”审判即将来临,宋成却非常平静。

  只是有时,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,他杀了人,在洗手间清理血迹。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满脸是血,就用手去擦镜子,血越擦越多。

  那一刻,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从现在开始,你已经不是人了。”

  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宋成为化名)

责任编辑:倪子牮


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,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。
 王伯官在端详妻子遗像。
  犯罪现场,满地血迹的院子。
  受害人家所在的小区。

  深藏着一个秘密,29岁的宋成,近14年都活在“黑暗”里。

  他不敢交朋友,怕人了解自己。他害怕白天的人群,“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”。他不敢睡觉,怕做噩梦,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。他频繁换工作,结婚又离婚。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,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。

  因为15岁时,他杀了人。

  “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。”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,他对警察说。

  不久前,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,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。随后,在看守所里,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。

  宋成并不知道,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。在初中老师眼里,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。在父母记忆中,他没顶过半句嘴。在更多同乡看来,名校“泰兴中学”与“杀人凶手”联系在一起,就足以令人震惊。

  4月的南方,阴雨连绵,有些湿冷,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。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,他皮肤白皙,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,黑得发亮。

  谈话时,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,并不躲闪,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。

  他的手指细长,像一双弹钢琴的手。因为戴着手铐,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,时不时张开,再用力握紧。

 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,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:“让她闭嘴,我怕我爸知道”。

 

  快14年了,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。

  2003年5月26日晚上7点过,天刚黑,她推开邻居家的门,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。走进院子时,她觉得有东西黏脚。在微弱的光线下,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。

  客厅敞着门,亮着灯,朱梅英立即看到,邻居家的“奶奶”躺在地板上。走近一点,她吓得怔住了,随即开始大喊。

  受害人浑身是血,已经看不清面孔,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。院子里黏脚的液体,正是血液。

  警笛声很快响起。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,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,“足足有三四百”。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,弯腰穿过警戒线。

  进入客厅后,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

 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,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,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,属于“气血性休克”。

  当时正值“非典”时期,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。偶尔有人走过,也行色匆匆。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。

 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,隔着窄窄的巷子,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。一条小河从中流过,涨潮时,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。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,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,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。

 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,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,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。在人们的想象中,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,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。

  赵宏林记得,为了这起案子,全市600名左右警察,出动了将近400人。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,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。

  “那时我们都觉得‘中职’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,坏孩子多一点。”赵宏林回忆说,“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,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。”

 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,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。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,那段时间,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,灯光整夜地亮着,烟灰缸里塞满烟头,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,推演案情。

 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,另一边,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,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。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,因为有外遇,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怀疑的罪名是:雇凶杀人。

 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。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,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,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。

 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。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他上课盯着黑板看,下课拿出小说读,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。

 

  在凶案现场,血迹像胡乱的涂鸦,遍布客厅和院子。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,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。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,这些痕迹仅能确定,凶手应该是一名15~30岁的男性,同时,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。

 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,扫描过许多毛发、指纹和车辙子印,这次却有些“看不透了”。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,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。

 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

 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,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,泰兴中学并不在列。

  案发那天晚上,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。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,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“沙沙的写字声”。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,就提前溜出教室。

 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“聪明的男孩”。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,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。

 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,“口才好,组织能力很强”,经常主持班会,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。

  在张宝华看来,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。他写好作文,父亲会改一遍,再让他誊抄一遍,交到班上就是“第一”,被老师当范文念。他痴迷看小说,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。回到家,他要先找到父亲,恭敬地喊一声爸爸。犯了错,他会跪在父亲面前。

 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。直到宋成上中学,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、陪写作业,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。

  “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,好好听讲,成绩要好。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。”宋成回忆道。

 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,直到高中毕业,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,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。读初中后,“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,或者出去玩。”

  “看闲书”也是被禁止的。冬天的时候,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,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,一字一字地读。

 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,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。这所高中“二本上线率”常年保持在90%以上,当地人戏称它为“泰兴最高学府”。人们相信,上了“泰中”,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。

  14年后,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:“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,最低也是研究生,都在什么研究院、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。”

 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, “只有‘好孩子’才能考进泰中,那里不可能有‘坏孩子’。”

  “好孩子”宋成溜出教室,逃出校门,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。那里有不少网吧,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,“进入另一个世界,忘掉其他的事情”。

 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,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,这可能是起“仇杀”案件,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。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,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,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。

 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“富人阶层”,“财杀”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。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: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,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。

 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,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,正是为财而来。

  溜出学校后,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,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。当时是晚上7点多,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,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。

  南方夏日的夜晚,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。但后来想到当晚,宋成却记得:“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,我感觉是冬天。”

 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。快要到家时,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,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。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,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。他朝着那盏灯走去,“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”。

  后来,他记不清楚,是小说里的“侠盗”刺激了他,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,在那间院子前,他第一次有了“做一笔”的想法,想搞点儿钱。

 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,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,向内观察。忽然,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。他转过身,几乎与女人面对面,“不到一米”。

  出于本能,他想逃走。“她还是不停地喊‘小兔崽子,你是谁,你在干什么?’”宋成回忆说,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,所有的想法不过是“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”。

  多年以来,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:“我做所有错事,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,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?”

  多年以后,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,说起那种恐惧感,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,失声痛哭。

 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“父亲沉重的爱”和“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”。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,“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”。

 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,父亲如果觉得不好,会再给他洗一遍。中学时,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。大学时,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,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。

  “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,为人也很正派,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。”他停顿了几秒,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,“对,最注重面子。”

  在宋成的记忆中,他想和父亲亲近,“但不知怎么亲近”。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“交流”。每次做错事,他不是挨打,就是要听父亲讲“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”。

  甚至,大学选什么专业、毕业做什么工作、和谁结婚、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,都来自“父亲的安排或要求。”

  “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,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。”宋成的肩膀,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,止不住地抖动着,“我必须接受这些,否则他就会很伤心。”

  后来,面对父亲,他学会了“演戏”。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,笑一笑也不过是“扯动一下嘴角而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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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,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。

  案发前的午后,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,后来王伯官以“孙女没人照看”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。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。

  案发前40分钟,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,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。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,而是听了儿子的话,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,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。

  事实上,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,根据他后来的回忆,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,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,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,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,就此跑掉,跑进另一种人生。但他太害怕了,“只想让她别叫了”。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,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“救命”声。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“声音太大,声音太大”,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。

 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,他仍觉得当时脑里“一片空白”,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,只害怕有人看见,被人知道

  14年后,在接受审讯时,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。当他戴着手铐脚镣,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,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,无法抬起头来。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,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,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、叫骂,有人向他冲过来,被警察拦下。

 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,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,还时不时闭上眼,身体轻微颤抖。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,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。

 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,只有冷冰冰的现实。

 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,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,“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“雇凶杀人”的传言,“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。”

  事发后,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。7年间,院子里、房顶上长满了杂草。因为妻子遇害时,王伯官待在厂子里,他便发誓,案子一天不结,就一天不回厂房。没过几年,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。

 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。他的鬓角冒出白发,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。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,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、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。

  这14年间,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“过上两遍”。与此同时,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。

  3年前,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,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,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,散发着“发霉和腐臭”的味道。

  尽管如此,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。以后的每天早上,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。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,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,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。

 

 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,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,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,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。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,清洗了沾满血的手。旁边的厨房里,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。

  走出洗手间时,他听到有人发出“嘎嘎”的声音,便跑上二楼,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。他循着声音,来到后院,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,头也不回。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“傻子”,没有“威胁”,就走出客厅,翻墙离开。事实上,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,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。

  离开后,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,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,将那把原来用于“耍酷”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。

 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。当时,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,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。

 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。宋成回忆,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,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,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。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,一切都一如往常。

  只是那场“噩梦”再也没有离开过他。当晚回到家后,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,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“救命”声。

  此后多年,每一次回家,他都要绕到大路,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。但在他的脑海里,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,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,反而“更清晰”。

 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,

 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,在三年高中生活中,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,他也会跟同学说笑,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。只是没有人知道,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。

  高二时,他曾经爬上窗台,不料母亲忽然出现。高三时,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,他闭着眼睛骑车,渴望车祸降临。落网前的一段时间,他还想过去西藏,就死在那里,因为“雪山纯净,而我太脏了”。

 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,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,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。他从不睡床,觉得床下有人,从大学起,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。

  每天晚上,他几乎都睁着眼,一直到天亮。但比起黑夜,他更怕白天。“白天让我无处可藏。”他说,他怕人来人往,怕与人交流,怕秘密被人看穿,“要不停伪装,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。”

  “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,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,而且都没用。”宋成说,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。大学毕业后,他去往上海,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,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,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,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,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。

  “我看过一个故事,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,你希望他多吃一点,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,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。”宋成平静地,一字一句地说着。

  在别人眼里,他过着“有车有房有妻有子”的体面生活,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,他豪赌、盗窃,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
  宋成关注过“辛普森案”,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,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。赌完之后,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,“但必须输……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,我宁可自己不要了”。

 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,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,“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。”

  为了还债,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。去年1月,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,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,他心里清楚,“那天终于要来了。”

 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,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。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,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。但宋成冷静地说道:“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。”坚持离婚。

 

  今年1月,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,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。

 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。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“碰信息”时,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,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,提示这串密码,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。

 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,王伯官“大哭了一个下午”。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,14年来的屈辱、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,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
  当年案发后,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,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,重新打了条手链。如今找到凶手后,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,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

 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。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,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。

  直到第二天下午,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。伤口愈合后,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。此后,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,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。只是直到现在,他还是会在人多时,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。

  每次洗澡,每当摸到这个伤疤,他都会“浑身打个激灵”。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,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,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。

  “既然一定会看到它,就让它更多吧。”在看守所里,他掀开袖子,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。

 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“不要孩子”的协定,觉得“没资格当父亲”。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,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,“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”。

 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,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。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、纯洁,“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,没有罪恶的自己。”

  14年来,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,轻声地告诉他:“小宝你要好好的,爸爸杀过人,你要做好人。”

  他曾想象过,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,就是两个字:快乐。“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。”他眼神坚定地说,确认那是与父亲“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”。

  宋成的前妻回忆,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,“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”。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,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。“我孩子出生后,我第一眼看到他时,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、盗窃、赌博的画面。他越长大我越怕,我的事要是曝出来,他的一生就毁了。”

 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,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,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那一刻,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,他忽然感觉,“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”。

 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,因为“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”。

  在他看来,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,一定会自杀。但现在,他相信父亲不用。因为“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”。

 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,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,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。

  他的第一反应,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,是不是也是“坏人”。“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,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,我只能想,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。”

  他曾经想过,“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”,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。

  “在里面的生活,会更容易一点吧,起码不用再演戏了。”审判即将来临,宋成却非常平静。

  只是有时,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,他杀了人,在洗手间清理血迹。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满脸是血,就用手去擦镜子,血越擦越多。

  那一刻,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从现在开始,你已经不是人了。”

  (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文中宋成为化名)

责任编辑:倪子牮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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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3-01-19
    金华动物园获批国家3A级景区

        从婺城区旅游局获悉喜讯,金华动物园已正式被浙江省旅游区(点)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。

        金华动物园位于婺城区安地镇,是仙源湖旅游度假区南山旅游第一站,总占地面积400亩,于2009年10月1日对外开放,是浙中地区唯一一家集野生动物展览、科普教育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专业性动物园。

        经过3年多时间的发展,金华动物园已经形成游客接待区、动物观赏区、特色表演区三大区块。

        同时,其展览内容、服务质量、园容园貌逐步提升,特色旅游资源日益增强,已经成为一个接待功能健全、有主题特色的旅游景区。

        目前,金华动物园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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